我们都知道，相比西方人，中国人的确不太擅长演讲。但问题是，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皆已证明，中国人至少不逊于西方人，那么为何不如西方人擅长演讲呢？
笔者看到不少分析，多数是从文化教育角度来谈，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“含蓄内敛”，传统教育注重对“权威”“长辈”更注重倾听而非主动表达等。这些分析的确没有错，但却不够全面。接下来，笔者再提几点原因。下图是网友解释，虽然有些唯心，但角度却也新奇。
首先，经济基础否定演讲
一般认知，西方文明更倾向商业文明、或海洋文明，这种文明侧重于贸易（当然是亦商人亦强盗），将此地货物运到彼地获利，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特点，就是往往要能说会道，不善忽悠不善讲话的往往赚不到钱，就会面临饿肚子的问题。
相比之下，中国属于农耕文明，相当于生产型文明，这种文明显然要求诚实工作、按照规律生产，播种的时候播种、收割的时候收割，容不得虚假，容不得夸夸其谈，否则就是饥荒。因此，中华文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不会鼓励善于演讲，而会鼓励诚实生产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中国古代重农抑商，其中的“商”，其实更多的是贸易型商业，而不是生产型商业。因为贸易型商业问题太大，尤其对中国这样庞大国土的国家来说，更是难以规范，古人抑商是有其道理的。
总之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根植于不同的经济基础，决定了中西方对待演讲的态度。
由于中国经济基础是农业生产，经济模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，踏实生产往往能获得相对较为稳定的产出，于是不会寄托于神灵。相反，西方经济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时好时坏（无论强盗还是商人的收益都有不稳定性），所以寄托于神灵，由此产生宗教。或者反过来说，通过宗教情况也可以反推某些文明的起源情况。
其次，中国生产模式较散
我们都知道，中国古代属于“小农经济”，但其实在春秋之前，中国还不能完全属于小农经济，因为当时主要是骨制木制石制农具，青铜农具相对较少（铜矿较少），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集体协作，于是当时实行的是井田制。
不过春秋之后，因为中国掌握高炉冶铁技术，就是冶炼出液态铁，然后倒入陶范中成器，以此大规模生产铁制农具。大量铁制农具的出现，使得单人耕种能力大幅度提升，兼之秦汉之后中国进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，于是中国真正进入了小农经济时代。
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“散”，分散在各地，由此导致缺乏演讲的环境。
但西方却不同，因为欧洲直到蒙古西征之后的14世纪才学会铸铁（鸦片战争后才学会高炉冶铁），此前用的是“块炼铁”，就是得到半融化的海绵铁，然后将之切割捶打成某个造型的器物，因此14世纪之前的欧洲，包括铁制农具在内的铁器极其稀缺。
也就是说，14世纪之前欧洲的农业生产必须集中协作，在技术上就实现不了小农经济，于是只能是封建领主下的庄园经济。
相比中国小农经济，欧洲这种庄园经济下的人口更为集中，显然更利于演讲。
第三，中国缺少宗教文化
宗教，有人辩称信仰，有人直言迷信，这个话题暂且不说，但一个客观事实是，宗教世界是虚构的，想要让人相信，往往就需要强大的语言能力说服他人。比如西方传教士，如果缺乏一定演讲能力，基本上就很难开展工作。
当然，不同宗教内部，其实也分诸多派别，彼此之间互相辩论。了解佛教史的都知道，佛家特别喜欢“辩经”，比如唐僧在国内外就多次辩经，与不同派别之人辩论等。其实，西方宗教也是这样，如今就分为多个派别。
在宗教文化熏陶下，西方人更擅长演讲也可谓顺其自然。相比之下，中国虽然也有佛教、道教（与其他宗教不同，道教是修今世，也更为淡定，讲究顺其自然，也不忽悠他人信教，在世界宗教中可谓一股清流），但不仅总体不占主流，而且世俗王权高于神权，宗教对中国人影响较小。
第四，空谈惨痛历史教训
不能说演讲都是空谈，但演讲中的相当部分属于空谈。而对于空谈，虽然孔子早就反对巧言令色，但中国历史上还是有过很多惨痛教训。
比如，赵括夸夸其谈、纸上谈兵，最终导致赵国丧师失地，长平之战一战之败，打断了赵国的脊梁。又比如，魏晋时的空谈之风盛行，其中当时很多知名人士，不仅口才了得，而且还是行为艺术大师，但于国何益？最终导致五胡乱华，以及接下来的南北朝长期分裂。
可见，不是中国人不会演讲，而是有过惨痛历史教训，尤其魏晋空谈之风导致的危害，于是后世中国人普遍反对空谈。上图，是学者范鹏勇对中国人演讲的理解。
总之，基于经济基础、生产模式、历史教训、民族文化等因素，中国人逐渐形成了“空谈误国、实干兴邦”的务实认知。在这种认知下，中国人自然就很难擅长演讲，而会将精力放在生产上面。与之相应的是，由于注重实干、注重生产，而以中国如此庞大的国土和人口，自然很容易长期占据世界第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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